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央地关系调整:弱化GDP考核 重新划定民生底线
既然各个区域的禀赋不同,历史发展路径不同,就要尽量让各地顺乎市场规律;同时,中央作为一个平衡器,又要坚持“共同富裕”路线,发挥财税在内的政策条件作用也同样重要——顺乎市场、合理调节就是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新常态。
首先,要修改财税政策,让不同地区有差异化的税收负担,部分税种本地化。比如,由于产业结构和效益不同,反倒是上海、广东等税收增速更快(见附表7),导致其投资潜力更大;而在辽宁、山西等地,财政潜力更小。
这时候,营改增、房地产税固然有一定作用,但是,似乎仍不足以平衡区域差异;结合资源税提升资源省收入,减少特定行业的杂费(如最近减少煤炭杂费)就显得非常重要了;还有,统一全国账户,通过养老、社保等账户体系统一,减轻人口流出省负担;把教育等投资逐步上收到中央,等等。
其次,降低地方GDP考核和政府投资压力。我们发现,辽宁、黑龙江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下降很快,甚至比北京、上海还低,产业乏力、人口外流、政府财政拮据出现了“共振”。这时候往往会倒逼地方政府加大基建投资,但这主要由本地财政收入决定,否则地方政府只能加杠杆,导致地方债务的不当扩张,对于部分地方政府来说这是“不得不为”的部分。
弱化GDP考核、弱化地方政府投资职能,甚至对不同省份的考核有所差异,恐怕是必要的区域平衡手段。(见附表8)
第三,在区域经济新常态下,要真正找到底线所在。就像全国将就业率作为底线一样,区域政府的考核最终也应该首先关注这个指标;其次,可以纳入社会零售总额增速、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、CPI等指标,即关注民生底线。
我们发现,辽宁也好、黑龙江也好,从消费端来看,其增速并未明显低于其它地区,进一步说明,投资增速是GDP下滑关键,但是GDP增速并非底线,不应就此采取强刺激。反之,如果民生指标出现问题,说明这种下滑就是危险的了。(见附表9、10)
通过分析,我们不难得出如下三个主要结论:首先,中国不同区域的经济增长正在脱钩,按照传统的东、中、西部划分已经过时;其次,省际增速差异有6大内在差异,这种差异与各地的禀赋有关,是结构性的;要想对冲这种结构性差异,中央与地方关系必须适时调整,弱化GDP指标,重新划定民生底线,而零售、居民收入与区域GDP增速直接的传导也有脱钩趋势,因此市场之外关注弱势群体、关注就业率才是重心——这些可统称为区域经济新常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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